在现代的地图上，往往会借助同一颜色标注不同的疆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赵昺到了这个时代才知道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除了进行武力征服外，也通过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时常反叛。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以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党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政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不过仅仅能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既是包括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
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其欲乘势取云南，并献上地图。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干脆一弃了之。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
为征服梅山生蛮，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首先职位世袭，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土司要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向皇帝进贡，这也可视为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另外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视为成功，赵昺记的在元末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军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却也因此惹了祸，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为开化之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两代都煞费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又在各个土司辖地周边，设立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卫所衰败废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以填补卫所虚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朝的统治者是多么无奈，实现统制又有多难。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边界，包括黔东南和湘西在内的苗疆，成为西南地区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辖的生界。历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抚并举，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展开了征服。
雍正时，苗疆大员张广泗曾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特批生员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须注明新民籍，既与汉人考生区别，又方便录取时的照顾。
同时，清廷还松弛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下，与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决，哪怕是命盗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宽容。
在明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辖区行政干预，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清朝将长城两侧的汉民苗民编入各自的军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使之成为寓兵于农，为国家屯田的佃户。汉地和苗疆之间的交易，也在少数边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而边卡的任何进出，都必须办理护照，否则按偷越边境论处。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将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区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混乱时期，屯政也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兵匪横行的地域
所以在赵昺的理解下羁縻制度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少数民族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为维护统治和地区和平是有着好处的，但是当王朝国力衰退，控制力下降，却又会成为心腹之患。
对于这点赵昺是深有体会的，琼州也算是大宋朝的国土，且设立了州县等官方机构，可实际上根本无法对琼州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而时时会受到俚族的侵扰，只是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羁縻地区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对羁縻统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一无所知。也正是如此，位于山区深处、连羁縻势力也少有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