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连哄带蒙的终于搞定了士人们，在祥兴四年的朝会上宣布实施文武同阶的政策，并要求在正月之后立刻组织乡试为开科做准备，而他也终于同意开经筵举行春讲。
年后开衙，兵部尚书江璆请奏在海口浦海田岛开办水军训练营，用以培训水军基层军官和士官；且奏请从各师抽调基层军官入新军营进行轮训，学习新条例，同时在崖山兴建新兵训练基地。礼部徐宗仁奏请在二月十五日在各州举行乡试，五月举行府试，十月举行部试。大家这么上进，赵昺会同中书省堂议后，皆准奏即刻准备。
陆秀夫和文天祥又联名请奏希望将一些赋闲的士子补入军中充当幕僚和胥吏，赵昺当然知道两人的心思，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军队进行渗透，以便能掌握军政。他乐不得给军中补充些知识分子，当然照准。但是也有个附加条件，就是这些士子必须入新军训练营通过六个月的基础训练，并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军中专业培训，考试合格才可入职。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是三月，赵昺又举行多次集议商议今年的施政方针，他以为今年战事将趋于平静，行朝应该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夯实基础，加强农业生产，争取粮食自给的情况下能有结存；另外加大招商力度，利用琼州四面临海的优势吸引内地和蕃商到琼州交易，增加关税的收入；再有扩大军工生产，尤其是火器的生产量，以便能保障军队换装的需要。
经过几番修改后，方阵终于确定下来，但是大家还是心存疑虑，谁能保证鞑子不会再犯琼州不过赵昺确是信心满满，他知道忽必烈今年的日子不会好过，若是自己不主动挑事，三年之内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使自己获得一个难得的发展和布局的时间段。
当前陈吊眼的山寨已经在元军重兵围剿及黄华的配合下，连破十五寨，死伤两万余人，迫使其只能收缩防御转入山中据守，但仍有十万部众。元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逐步收缩包围圈，继续着力清剿，但是赵昺知道元军要想取得完胜却并非易事，起码能牵制他们两三年的功夫，而那时自己已经在闽广一带建立起了稳固的根据地。
另外赵昺当初为了缓解琼州压力，利用留梦炎实施的反间计也已经奏效。去年唆都和刘深奉命进攻占城，可以说开始俩人打得还算顺利。面对占城二十万大军，唆都不畏双方兵力悬殊，亲率敢死队猛打猛冲，很快就将占城军击败，杀死淹死对方士兵五万余人。两军再战于大浪湖，占城军又遭大败，斩首六万级，连遭重创，元军乘胜夺取佛逝都城
占城王室逃入西原地区的深山密林，依托有利的山区地形展开山地游击战。唆都屡屡被占城的缓兵计所算计，在山林中作战时不断吃亏碰壁，不得已只好退回海港。虽然战事不顺，但唆都和刘整仍按照忽必烈的指示，要把佛逝建成进一步经营海外诸国的基地，其后唆都受命为占城行省长官，于是修筑木栅营垒作为占城行省驻地，又让士兵屯田耕种，解决军粮供应，准备在这里长期经营。
占婆与越南本为世仇，但是在共同面临蒙元的军事威胁时，占、越暂时化敌为友，表现出某种结盟抗元的意向。双方举行高层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越元关系，“议攻守之策之分守要害”，陈朝君臣做出决定，秘密派二百艘兵船给占城以支援其抗元斗争，两个民族面临元帝国侵略危机时不得不协同作战。
忽必烈很快得知占人拒降，又风闻两国暗中交通极为光火，便派鄂州路达鲁花赤赵翥赴安南，以元军出征占城为由，“谕安南假道助军给粮”，陈上皇陈晃上表，以国小民贫、粮食缺乏为辞，仅答应在边界上的永安州提供少量的粮草供应。
而此时征北的宋军退却，镇南王欢脱连遭败绩，虽然阿里海牙为其顶了罪，但是依然面临失宠的危险，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主动要求前去征讨安南获得忽必烈的批准。正当他调集兵马的时候，却被安南的探子侦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升龙朝廷加紧施行两面手法。八月，陈国峻集合各路陈氏王侯军队，在东步头阅兵，决定分兵把守各处要冲。十一月，上皇陈圣宗派大夫陈甫、陈钧赴荆湖占城行省，请求缓师，元朝官员不允。
十二月，陈甫返回河内，向陈朝君主报告说元朝的镇南王等人假称征讨占城执意要通过越境。陈氏再次派出两拨使臣，其中段晏、黎贵直接赴北京进贡，向元世祖面庭申辩，乞求元廷佑护越南生灵免遭涂炭，但此时欢脱率军已发，以势无挽回，段晏、黎贵反被质留于大都。
元军分成两队向越南边境开进，西边一路由万户孛罗哈达儿等人率领，指向丘急岭方向；东边一路元军为主力，由万户李邦宪任先锋，镇南王脱欢亲统后军，指向可利隘方向。到此时为止，元军一直打着过境越南征讨占婆的幌子，尚不能断定陈朝是否会抗拒“官军”。
但是，欢脱很快就明白了，元军在各处均遭越军阴击，只能强行夺路，武力通行，元王朝与大越帝国的第二次战争爆发了，脱欢大怒，立即率军攻打红河防线。正月九日，元、越军隔红河展开激战，红河防线被突破后，升龙城已无险可守，好在安南国王对此早有准备，爷俩儿凭借着在第一次抗蒙战争中积累起来的逃跑经验，动作麻利，很快将京城的朝廷、仓库、百姓撤空，将一座空城留给了入侵者，同时改变战术与元军打起了游击战。
元军虽数败越军，攻占河内，但战争总体形势并不乐观。蒙元军队自灭宋战争以来，部队中的汉兵汉将日益增多，以至远远超过蒙古士兵，成为元军主力。汉军作战历来重视补给，依赖粮秣，这次元军入越，只能一改过去长驱直入的办法，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稳定后方的办法，从永平到河内，遍设军寨、驿站，派兵驻守。
但是这种做法增加了元军集中与分散的矛盾，限制了元军快速机动的作战特点。元军虽然在万劫和红河两次击破越军重兵，但都属于击溃战而非歼灭战，越军士兵大都从战场逃生，这些残兵败卒重新聚集起来，很快就又成为元军的巨大威胁。
欢脱及众将认为必需加大战争力度，迫使陈家朝廷就范，最好是能捉获陈朝君主，战争才有望顺利结束。于是脱欢命令万户孛罗哈达儿率水步军、左丞李恒、乌马儿等率水军追击逃跑的陈王，同时传令给云南平章纳速剌丁，命他统本部兵马入越参战，又通知大在占婆驻扎唆都提兵北上，计划对陈家朝廷实行南北夹击
赵昺虽然未能把握细节，但是通过事务局还是获知了双方交战的概况，还有许多是那些跟着陈宜中逃到占城军民带回来的。他们客居占城日子也并不好过，尽管他们协助其抵御元军的入侵，付出了牺牲，但是仍被占城人视为下等人和炮灰。眼看占城节节败退，他们也意识到占城是待不下去了，于是不少人设法到了琼州。
对于这些回流的人，赵昺并没有秋后算账，而是妥善进行了安置，当然想要当官还得经过考验。但从他们带回的唆都北上的消息，他就知道这已经成为战争转折的关键点。赵昺以为在此之前元军的策略还是对的，元军始终保持着战争的主动性，无论是寻求歼灭敌军主力，还是意图捉获陈家二帝，都和现代战争中的速战及斩首战术相契合。
但元军还是轻视游击战的作用，无奈的陈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小兵似乎都谙熟五花八门的逃命术，一俟战事不利，他们或窜入莽莽原林，或藏身地形复杂的险山，或浮舟入海。蒙古人从没有见过这种战术，就犹如一头暴怒的狮子，左顾右盼，却找不到一个目标，与美帝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尤其是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是难以坚持的。
另外，元军正在陷入为其所困的粮荒之中。元军虽然有意从永平到升龙设置了一条运粮专线，但由于接济不力，周转失灵，再加上游击队的袭击破坏，使补给线陷于瘫痪。且从山区到平原，从红河平原到清化义安地区，到处都实行坚壁清野，切断了敌人抢粮的来源，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
再有欢脱还是太嫩了，只想着尽快攻下占城和安南立下功劳，却没有考虑气候方面的事情。四月后边要进入潮湿炎热的雨季，而蒙古人在北京夏季都觉的热的受不了，要跑到和林去避暑，想想要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桑拿天中征战，恶劣的环境也时刻的消磨着他们的战斗意志。此外还要面对陌生的雨林环境，蚊虫、毒蛇、湿热的瘴气都会随时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赵昺断定欢脱这些人能活着走出安南已经是大幸，完胜纯粹是奢望。不过赵昺倒是希望他们没完没了的打下去，因为这场战争就是无底洞，想当年美帝有钱都给拖得筋疲力尽，财政赤字飙涨，不得不主动撤出越南。而蒙古人现在日子也不比以前风光了，忽必烈也在为钱发愁。
赵昺怎会知道呢当然除了他大规模的贩运私盐，制造假币扰乱了江南的经济秩序有关外，还有一个消息让他笃定忽必烈缺钱了。自年后就有消息传来，称忽必烈下诏要高丽和赣州、泉州等船场大肆制造战船数千艘，并征调大批江南新附军。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行朝众臣获知消息后都忧心不已，担心忽必烈再度征伐琼州，原因显而易见除了琼州之外再无海外之地，而这两年他们为征伐琼州死伤无数，以其性子定然会出兵报复，灭之而后快。赵昺之所以不着急，因为他算算时候差不多了，忽必烈大举打造战船应该是为了二次攻打日本。现在自己虽然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仍然坚信不会是冲着自己，这原因有二：
一是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天下共主，威仪四海。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其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乾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平定江南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
二是忽必烈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着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琼州之地素来以荒蛮著称，穷的叮当响，其以为灭了对他也无没有多少好处的。
所以说赵昺既然能猜对开始，自然也能料知结局，大败之后的蒙元还要防着北边，自然无力在征剿琼州，使自己获得几年的安稳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