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更，谢谢老菜的月票，加更加更。）
杨度看着这几个字，眉头不知不觉得皱了起来。
给游行示威立法，别说中国了，在当时全世界也是空白，至于能不能游行示威要么取决于各国政府的许可，要么干脆就没有相关规定，这种立法还是头一次。
杨度满脑子疑虑，接着看下去，薄薄的一页纸上，除了醒目的标题，剩下的就是叶开草拟的游行示威三原则。
1，游行示威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宪法大纲及相关法律，否则即为非法。
2，示威目的不得为颠覆国家统一，煽动民族分裂，颂扬暴力犯罪等一系列******行为，但支持民众合理诉求，否则即为非法。
3，游行需提前三天告知相关政府部门，以备应急，主要负责人或组织需以法人身份亲自到场，游行活动过程中不得破侵犯第三方合法利益，否则即为非法。
当然，在第三条后面叶开特别附加了一点，游行示威实行备案制，并非批准制，也就是说游行的起始点没有门槛，但过程和目的必须遵守法律要求。
“怎么样？皙子，看清了吗？”盯了半天的杨度终于抬起头来，叶开赶忙发问。
“这‘游行示威法’倒没有听说过，这是良公的意思？”杨度干涩的问道。
“这是摄政王的意思。”叶开很干脆。
“摄政王？”
“对，摄政王，咱们立宪不就是要让国家穿上一套法律的衣服吗，上至君主，下至万民，这衣服都得穿着，而且永远不能弄脏了。”
叶开接着阐述道：“摄政王对我说，咱们大清要立宪，就是真立宪，就要做到实处，那怎么做到实处呢？依我看要先做到一点，依法治国，只有做到这一点，咱们的宪法才不是花架子，咱们的立宪国才是真的立宪国，为此，本王愿意第一个带头，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做给一层看，直到大清国的老百姓都遵守为止。”
叶开绘声绘色的说辞让杨度也分不出真假，真要是这样，对国家来说，这倒是一件大幸事。
“摄政王怎么会....”杨度想了想，还是有点不大明白，突然他想到了什么，抬高了声音：“摄政王这是冲着请愿团来的吧？”
“皙子多虑了，摄政王是冲着万民。”
到底还是让对方发觉了，不过叶开也不意外，以他的智商要是猜不出来，那也太有愧当世大才的称呼了。
“多虑？良公，请愿团运动此起彼伏，朝廷腹背受敌，摄政王这时颁布此法，分明就是冲着请愿团来的，如果是这样，这法杨度不能写。”杨度把这页纸向叶开处推了推，脸顿时就拉了下来。
“皙子，本官说你多虑你还不信，要是摄政王真想钳压请愿，能答应和谈，能答应速开资政院吗？”
“和谈？资政院？这...真的？”
杨度嘴上一连三问，脸上更是写满了问好，和谈的消息还处在高度保密阶段，他当然不知道，而叶开也有意识的把这个消息提前放出来。
“摄政王已经委派本官去和请愿团同志会谈判，这还有假？只不过上谕暂时没有发布，恐怕扰民而已。”
杨度微张着嘴，而叶开趁势接着道：“皙子如果不信，那就等本官和谈达成之后，你在编纂此法也不迟。”
叶开站起了身子，态度坚决，“本官说到做到，绝不诓骗皙子。”
“杨....”杨度已经有点为刚才的话后悔了，但碍于面子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接下来了，想了半天一咬牙只好说道：“好，杨度就等着良公的好消息，到时候，绝无二言。”
杨度把这页纸塞在长衫里，拍着胸脯保证。
“好！”
叶开的一句叫好，意味着两人的合作就此踏上轨道，而一手把控着合作进程的他，注定不会让杨度等待太久，农历小年刚过，从宫里传出来的一条消息瞬间引爆了大惊南北，刚刚褪去冬衣的普通民众再次浑身燥热了起来。
“朕以万民统首之躯，担圣朝富强之责，现国事逾艰，朕深感其忧，所幸光绪德皇帝谋强革兴，以无量勇毅，变祖宗之法，行宪法政治，谕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自此君民一体，呼吸相通。若如此以往，政通人和不久矣。
然立宪之学传于西洋，民智未开，万事未备，若操切从事，必生大患，此朕又一忧也。
前京师荡乱，万民进议，请速开国会，力求成效，此朕又一忧也。
拔除积弊，明定责成，制定法典，皆须时日，国民之心甚急，此朕又一忧也。
若法典既成，宪章亦定，顿生乱政之人，拒不奉行，视煌煌天法为草芥，视万民之心如糠食，此朕又一忧也。
故九年立宪，循循而进，断不应改，而依法治国，更须提为首遵之陈，使朕与万民同于法下，开尊法佑法之先河，至千万年而不应绝，此宪政之精髓，亦朕之所愿。
然国民之心不可辜负，遂饬领侍卫内大臣良弼亲驶，代表朝廷，与民详谈，以期和平，民众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力促合议溢满人心，此谕传晓天下，咸使皆闻，钦此。”
宣统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朱笔书写的谕令不过短短四百字，却轰动全国，影响极大，堪称里程碑式的意义，一经发布，海内外反响激烈，民众议论纷纷。他们逐字逐句的分析这条谕令，大为感慨，朝廷不仅重申了立宪的决心，并且首次降下了身格，和庶民面对面谈判，封建时代，这是多少年没有的稀罕事。
普通民众大多看个热闹，但对当时的立宪派来说，最看重的是旨意上写明的诸如“依法治国”“君民同责”这些字眼，就连后世的政治家，法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宪政史的真正开端，世称宣统初年五大忧。
这条谕旨究竟自谁之手？史学家一直有不同观点，有人说就是摄政王载沣本人，还有人说是朝廷的立宪派，例如载泽，戴鸿慈等人，猜测归猜测，谁也没有确凿证据，他们查遍了军机处档案也没有找到这一天的记录，因为史料不详，这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少后世之人都垂头抱憾，大呼哀哉。(未完待续。)